近日，由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氢能应用现代产业链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推进会暨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产学研大咖集聚，共话氢能产业高水平发展之路。

  “发展氢能产业，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举措，是构建未来国家能源体系的重要方向，是用能终端实现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石化董事长马永生在致辞中表示。

  “未来，要以绿氢制备和燃料电池为龙头，带动氢能全产业链商业化。”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氢能燃料电池协会理事长欧阳明高开宗明义。

  欧阳明高认为，在氢能技术链方面，技术创新核心环节是燃料电池/电解装置，必须率先突破，选择合理的氢储运技术路线；在氢能价值链方面，已经认知的价值是战略价值，并由此催生了氢能热，待开发的价值是商业经济价值，而商业经济价值的源头是绿氢制取的经济性；在氢能产业链方面，要以绿氢制备的商业经济价值为推动力，以多元化、大规模商业示范应用为龙头，带动绿色氢能全产业链发展。

  在燃料电池与氢能交通方面，该团队从2001年开始就在国家新能源汽车重大科学技术专项中承担燃料电池大客车项目，在膜电极、电堆、发动机和动力系统4个层次上进行整个链条的研发，目前已经全部实现产业化，并在张家口拥有万台燃料电池发电机工厂。在电解制氢方面，该团队全方位布局了3种电解水制氢技术，包括SOEC、PEM、AEC。目前SOEC处于10千瓦级，从成本、寿命、研发的进度来看，还需要更长时间；PEM制氢技术在商业化应用中成本仍然较高；AEC碱性制氢技术应用在绿氢场景下仍有较大创新与提升空间。在绿色氢能储运与加注方面，欧阳明高介绍，储运的路线种：短途的运输，要靠压缩氢气；长途的国际氢交易，主流方式是把氢变成氨；长途大流量的输氢，则需要管道运输。该团队提出了互补型一体化超快新能源补给系统方案，这将是电动汽车时代的“加油站”。

  根据全球长时储能委员会分析，未来可再次生产的能源10%的发电量一定要通过长时储能技术实现长周期转移。我国需要1.5万亿千瓦时的长时储能，其中大部分需要氢储能解决。

  “目前大规模清洁能源制氢多集中在距离城市较远的地区，因此就需要安全高效的大规模氢储运方式，氢储运已成为制约氢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上海交通大学氢科学中心副主任邹建新指出。他认为，固态储氢通过将氢固化在材料中从而获得较高的储氢密度，同时，在储运过程中罐体内的气氢含量又相比来说较低，因此具有可逆性和安全性好的优势。

  在中集安瑞科氢能业务中心总裁杨葆英看来，针对大规模可再次生产的能源制氢项目，中低压的球罐储氢是目前最容易实现的一种物理储氢的形式。

  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林伟也指出：“固态储氢具有高储氢体积密度、高安全、放氢压力调控灵活等优势，此外还可与部分制氢和用氢场景耦合。”

  相较而言，邹建新更为看好镁基固态储氢。“镁基固态储氢具有低成本、高容量、高纯度的优势。”他表示，我国镁资源丰富，年产量约占全球的90%；镁基材料在常见金属材料中储氢密度最高，且能够使用多种方式放氢。在技术方面，镁基储氢合金具有反应相对简单、无副产物且控制性良好的优势。同时作为合金材料，镁基储氢材料易于回收且回收率高，对环境友好。

  当然，镁基储氢材料也存在表面易被氧化导致吸放氢速率降低，以及长期循环使用的过程中易发生衰减等问题。对此，邹建新表示，通过在镁颗粒表明产生催化位点的方式，可有效改善因表面氧化导致的吸放氢效率降低的问题；利用第二相分散的方式和形成多孔块体结构，可有效改善衰减问题。

  不容忽视的是，更多应用也为氢能安全风险管控带来新的挑战。例如，在制氢过程中，怎么样才能做好各类大规模电解水制氢装置和大规模储氢装置的安全防控；在氢气运送过程中，怎么样应对高压气瓶运输中氢气装瓶、车辆行驶、氢气卸车全过程的安全风险等。

  氢气的安全防控在我国工业生产里并非新鲜命题。“要和管控天然气安全一样管控氢气安全。”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解释，氢气的燃烧与爆炸浓度范围远大于天然气。换言之，与天然气相比，氢气泄漏积聚到爆炸浓度下限需要更大的泄漏量或更长的泄漏时间。谈及管控氢能安全风险的具体方法，他总结了16个字：预防为主、本质安全、系统管控、防患未然。从技术角度来讲，首先要系统开展氢能安全技术探讨研究。形成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主体，社会科技力量热情参加的氢能安全技术探讨研究体制，坚持问题导向和发展目标导向，总体设计，加大投入。同时，需修订和完善氢能安全国家标准。

  “要建立对氢能系统各种设备、管道管件、阀门、仪器、仪表等进行仔细的检测检验的机构。”曹湘洪补充道，建设氢能设施检测检验技术研究院技术方面的要求高，资金投入大，还要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建议大型国企主动担当，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检测检验技术研究院要有支持和扶持政策。

  “绿电、绿氢、人造太阳是新能源的‘三驾马车’，全球已迈入‘氢热时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石油新能源首席专家邹才能判断称。

  谈及我国氢能发展模式，邹才能认为，“在加快绿氢基本的建设方面，要像开发气田一样建设绿氢大基地。地上绿氢大基地和氢能管网的规划建设，对我国绿氢工业的大发展至关重要。”他预计，未来我国绿氢工业的潜力和规模可能远超天然气工业。

  如何应对“氢热时代”？邹才能认为需构建“地上生产+地下储存+掺输一体+多途利用”的绿氢工业技术链，加快绿氢工业体系建设，支撑“氢能中国”战略目标。

  在此过程中，问题更需正视。“现阶段氢能技术存在四大矛盾，包括技术发展不充分与市场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研发周期长投入大与产业短期收益之间的矛盾、成果转化不通畅与产业高质量发展规模之间的矛盾、攻关力量碎片化与技术创新体系化之间的矛盾。”邹才能坦言，这四大矛盾将影响氢能全产业链技术发展，需要系统解决。

  “打造氢能应用现代产业链，构建以链带面、织链成网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是一项全新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既充满机遇，更富有挑战，没有成熟经验可循。”马永生呼吁产业链伙伴更加紧密地携起手来，不断探索、积极创新、大胆实践。

  记者注意到，在有关部委的指导推动下，国资央企加快布局氢能产业，已有超过40家中央企业布局氢能产业链。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赵世堂表示，下一步，国务院国资委将指导推动中央企业加大氢能等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布局力度，加快氢能产业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加强氢能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重点领域的应用示范，培育多元氢能应用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