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3月26日，傅斯年出生于山东聊城的一个诗书世家，先祖傅以渐是清朝的榜首位状元。

  傅斯年自幼就具有“大哥”潜质，既“才能惊人”，又“乐于助人”，常常为同窗捉刀代笔，一起写出四五种风格的作文，交上去后还都能得到高分，人送外号“黄河流域榜首文人”。

  1916年，20岁的傅斯年以全国榜首名的成果（平均分92.6）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即便是最尖端的名校，也无法掩盖傅斯年的矛头，在人才辈出的北大，他仍是校园里最亮的那颗星。一是他成果好，门门功课都是榜首；二是他才能强，走到哪里都是“大哥”。

  这儿的“才能”，不只是能打，还有分缘和凝聚力，无论是在老家聊城仍是在首都北京，便是有一群小弟乐意跟着他、捧着他、听他话。

  当然，“大哥”的名声和号召力也是一拳一拳打出来的，傅斯年没少出手，也没少挨打，但从来没怂过，曾被几十个大汉压在身底下痛殴，愣是没吭一声。

  1917年，傅斯年21岁，上大二，北大校长蔡元培延聘了一位叫胡适的海归教授，讲我国哲学史，刚刚26岁，比有些北大学生还年青，比傅斯年也不过大5岁，再加上许多学生以为他“思维造反”，不配做大学教授，所以谋划将其赶出北大。

  傅斯年有个好朋友叫顾颉刚，是哲学系的学生，他听了胡适的课，以为胡适的学识尽管的确不如其他老教授，但胜在“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才能的史学家”。

  顾颉刚喜爱胡适，不期望他真被赶出北大，所以找傅斯年帮助，让他带领着一帮小弟去听胡适的课。傅斯年听了一堂课后，也觉得确有新意，所以对哲学系的学生说：“这个人书尽管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不错的，你们不能闹。”

  傅斯年在北大学生中素有威信，他的一席话，就将这场风云停息了。这件事的蝴蝶效应很大，傅斯年与胡适二人因而成为生死之交，对后来的我国文史影响深远。

  除了前史学家、教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斯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那便是五四首领之一。

  一场气势五四运动，让傅斯年由北大学生的“老迈”晋升为全京城学生的“老迈”。1919年5月4日，傅斯年是北京城十三校学生的总指挥，他上午运筹帷幄拟定方案，下午手举大旗走在部队最前面，带领着三千多人去火烧赵家楼。

  傅斯年为人义气，第二天坚持要解救被捕的三十二位学生，结果与激进派争斗起来，被打坏了眼镜，一气之下爽性退出了学生会。当年夏天，傅斯年又以优异的成果考取了庚子赔款的官费留学生，远赴欧洲肄业，先后就读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院。

  在欧洲留学期间，傅斯年结识了陈寅恪和俞大维，三人原本都是文科生，但俞大维后来却改行学了航空，至于原因，他说：“搞文史的人中出了傅胖子，咱们永久没出头之日了。”俞大维此言或有戏弄之意，但也清楚明了，傅斯年的确是个天分异禀的学霸。

  1926年，傅斯年回国，先是担任了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又承受蔡元培的延聘，创办了中央研究院前史言语研究所，也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史语所。

  傅斯年在担任史语所所长的23年期间，不光安排整理了明清史料，出书了70多种学术著作，还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前史、言语、考古、人类学等专业人才，由他领导的殷墟开掘和李庄形式，更是取得了极高的学术成果，得到了国际上的高度认可。

  总归，无论是学术位置仍是领导才能，傅斯年都可谓超然，他自己也曾说过：“胡适比我巨大，但我比胡适精干。”这句点评很精准，论干实事，那个年代的确没有人能超越傅斯年。

  更可贵的是，傅斯年博学但不刻板，性情十分诙谐。有一次，罗家伦戏弄道：“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道：“我以质量乘速度，发生一种巨大的动量，能够名列前茅！”

  1949年，傅斯年随史语所迁至台北，兼任台大校长。由于身体肥壮，傅斯年晚年三高问题比较严重。

  1950年12月20日，傅斯年参与蒋梦麟（原北京大学校长）安排的教育行政质询会议，被一位外号“郭大炮”的参议员责备台大轻视台籍教授和原住民学生。傅斯年作为校长勃然大怒，上台逐个驳斥，却因心情过于激动，突发脑溢血倒在当场，继而过世，终年54岁。

  傅斯年不幸去世后，新闻报道播送说“傅斯年先生弃世”，被其学生听成了“傅斯年先生气死”，台大学生怒形于色，聚众，要求校方有必要严惩凶手。后来官方只能重复解说弄清说，傅校长不是“气死”，而是“弃世”。

  实际上，傅斯年先生尽管是因突发脑溢血“弃世”的，但究其终究的原因，也的确是“气死”的。

  傅斯年去世后，遗体安葬于台湾大学校园内。台湾大学的标志“傅钟”，正是为留念傅斯年建立的，每节上下课“傅钟”会鸣响21声，由于傅斯年有句名言：“一天只要21小时，剩余3小时是用来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