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秘密活动渗透和腐蚀了希.特.勒的帝国结构，那么这些秘密活动所采取的形式完全不同于1940年7月丘吉尔曾经相当乐观地提出的“燃烧起来”。对于德国国防军而言，抵抗运动仅仅是小麻烦而已；间谍活动则是使其生命系统变得衰弱的病菌。1939年至1945年盟国与希.特.勒间接交战的过程中，真正的胜利不是由英勇无畏、往往有勇无谋的破坏者或游击队员所取得的，而是由匿名的间谍和坐办公桌的密码译解员所取得的。

  到目前为止，在这两者中，间谍稍显次要。人们一致认为，“人工情报”很重要，甚至比参加抵抗运动的战士更重要；认为它肯定远比“信号情报”重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政府遵照民众对间谍价值的评估。一个“适当的特工”渗透进敌人的内部会议，他迅速而直接将他们的商议和决定传递给友好阵营的上级，这种想法貌似吸引着每一位战争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和希.特.勒全都沉迷于这样的形式。例如，德国国防军情报部门“阿布维尔”使希.特.勒相信，它在英国拥有一个广泛的特工网络，1944年6月后，它能够报告无人驾驶武器袭击伦敦的准确性。

  特工A-54,也许是“阿布维尔”军官保罗·萨梅尔，通过捷克的情报部门向丘吉尔和后来的罗斯福提供有关德国能力和意图的重要信息。斯大林得益于国际运动的成员们对苏联事业的奉献，凭借以瑞士为根据地的“露西情报网”,获取有关德国在欧洲沦陷区的活动的信息，利用理査德·佐尔格在日本的网络，获取有关德国军事意图的警报，凭借“红色管弦乐队”,获得有关德军战役命令的逐日情报，1941年至1942年间，利用舒尔茨一博伊森德国空军网络获取技术数据；通过由英国情报部门官员安东尼·布朗特、盖伊·伯杰斯和吉姆·菲尔比组成的“剑桥共产国际”,斯大林也断断续续地把握着英美更高战略的脉搏。

  然而，在某一些程度上，所有这些情报来源都不理想，或者效果有限。例如，特工A-54的信息太过零散，没办法提供一幅条理分明的德国战略图。“红色管弦乐队”位置不佳，无法监听关键的德国军事活动。舒尔茨一博伊森网络不稳定，很快就被破获。佐尔格与共产国际网络太过分离，始终没有办法获得信任。“露西情报网”传送的信息也许经过瑞士情报部门出于自身要而进行增减。另一个解释是，“露西情报网”的信息或者直接源自布莱切利，或者通过瑞士情报部门的盟国特工取自布莱切利。

  “剑桥共产国际”也许是斯大林所有网络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尽管方向相反；菲尔比蓄意诽谤施陶芬贝格圈子的可信性，决定性地劝阻了英国政府支援刺杀希.特.勒的密谋，无疑斯大林认为这不利于他在战后控制德国的长期计划，因为刺杀者公然宣称自己是产主义者。

  所有网络中最不理想的是“阿布维尔”在英国的分支；早在1939年，由于一个间谍被捕，它被策反，此后，它向德国发出的所有信息都由英国“双十字委员会”的人员编撰，“双十字委员会”随后控制了被捕的特工。控制者的一大功绩是，说服德国无人驾驶武器部队的参谋逐步缩短发射导弹的航程，因此多数导弹落到了伦敦以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