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的说法，长期关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垃圾焚烧问题的著名环境学者李皓提出了质疑。

  环境学者李皓：“我们的祖国现在要上一些垃圾焚烧项目，我不是完全反对，但是这个前提是，必须是含高能源物质才能去烧，你不能够不能烧的烧全部混在里边烧，那就出大问题，那个就是产生二噁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床。”

  李皓和记者说，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二噁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塑料袋、泡沫饭盒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因此，如果对混合垃圾直接进行焚烧处理，其后果可想而知。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9.32%、塑料制品占9.78%，纸类、金属、玻璃等其它垃圾占20.9%。在李皓看来，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烧的。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却不这么认为，他对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技术设备充满了信心。

  王维平：“它有很复杂的烟气净化系统，投资昂贵，那么主要的方法有一些布袋、冷却、水幕，也包括经过控制炉温，来使得二噁英的排放达到0.1纳克，这0.1纳克的标准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王维平表示，他完全理解周边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担心，因为此前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确对旁边的环境造成过一定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垃圾焚烧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维平：“它要实时地按照标准来运行，实时地向社会公布，在线监测你的数据，要接受监督的，我们也希望公众来监督，因为这个实时监测的牌子，液晶显示屏，将来时要放在大门口外面的，老百姓可以每时每刻看到，看到以后就举报。”

  从刚才的报道里看到，即使在技术专家中间，主烧派和反烧派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垃圾焚烧技术确实走过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和美国，但首先大规模采用这项技术的是地少人多的日本，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在全国极力推广垃圾焚烧，但由于缺乏监管，对二噁英污染认识不足，随后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

  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依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有6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噁英含量严重超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噁英水平竟然是别的工业国家的10倍。

  环境学者李皓：“日本有些学者就认为，日本产生一些污染问题，包括一个是危害人的身体，甚至有可能还危害一些生物领域一些动物发育，就高度怀疑是二噁英的这些引起的。”

  在经历了“垃圾岛事件”、“琦玉县蔬菜二噁英事件”等一系列污染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制订更为严格的垃圾焚烧排放规定。1999年7月，日本颁布了《二噁英特别措施法》，大幅度提高二噁英的排放标准。严格的排放标准使垃圾焚烧的成本上升，导致大量的垃圾焚烧厂关闭。据日本环境保护部统计，仅1995年至2005年间，就有500座垃圾焚烧厂被迫关闭。